随着碳减排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核能发电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全球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电力是由核电提供的，无论是反应堆的研究、设计，还是核电厂的监管、选址以及核废料处理等方面，公众咨询在这一行业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0年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遭遇了灾难性的地震和海啸，引发了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事故发生后，人们对核设施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上的脆弱性，以及在设计、管理和操作此类复杂系统时的不可靠性产生了新的担忧，导致了核能产业的投入削减。

福岛核事故灾难发生十年后，尽管气候危机越来越近，但关于核能的这些严重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学者认为，若要控制全球变暖，核能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考虑到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压力，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更加谨慎，或者仍然持反对态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在其2018年关于全球变暖的特别报告中承认，核能确实可能在限制全球气温上升方面发挥作用，但也强调了公众对核能的接受程度将会显著推动或阻碍相关的投资。

安全与成本经常被认为是核能产业的核心挑战，新的技术正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反应堆可能要到本世纪中叶才会商业化。

或许一个更大的问题正在浮现：核能产业长期以来似乎都以一种不透明、封闭式和不公平的方式做出技术和政策决定。因此，两个关于核能未来的关键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该行业是否能够克服公众的反对？其次，核能的收益值得人类付出环境的风险和代价吗？

与社会的联系

大多数对核能的支持几乎都集中于技术性和经济性的特点上，忽视了尚未解决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支持者往往没有考虑到核技术对当地、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和风险会如何分配，以及其中的不平等会有多严重。他们也没有考虑哪些人会被排除在建设核电站等决策制定过程之外，以及当问题出现时，哪些人最可能受到影响。

核能产业一直未能就此类担忧与公众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而这种失败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有关风险意识的心理学研究认为，公众在评估风险时是感性且非理性的，而且会忽视概率，并呼吁核能产业要么接受并遵循公众的风险认知，以此为基础进行开发设计，要么就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任务。

核能产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并通常只在发电站监管的最后阶段才试图让公众参与进来，将重点放在教育公众对核能风险的看法上。这就像一个直截了当的定量方程，将灾难和后果的概率相乘，并经常回避或忽视公众的观点。

核能产业与公众的接触模式导致了专家与公众意见的对立分歧。福岛核电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灾难已经在公众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核能产业一直在淡化这场灾难，强调它没有造成任何直接的伤亡。

不同的路径

相比核能产业，其他产业在吸引公众方面做得更好。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的开发者一直关注终端用户真正需要的产品，而通过积极的讨论，他们已经开发出了农民可以在其下种植作物的半透明太阳能电池板，由此开辟了一个“农业发电”的新领域。

核能产业在这方面面临着特别的障碍，因为大型核反应堆的运行模式与某些可再生能源有很大差异。不过，目前也出现了一些更具创造性的思维。例如，2019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反应堆创新中心一直在研究可能拥有先进反应堆的当地社区会如何认识风险。

新一代的设计者——包括一些由美国能源部核能办公室资助的初创公司——不断在问的一个问题是：公众会支持那些类型的反应堆？这个问题，以及福岛核事故的教训，正促使设计者们对安全性和风险进行更有创造性和更有质量的思考。

包容的未来

历史上与公众缺乏有效接触的情况也导致了“监管俘虏”现象，及为了促进核能产业的利益而拉拢治理团体，使其在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指定出某种公共政策。例如，日本政府虽然设置了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但该院却隶属于经济产业省旗下负责推动核能产业的资源能源厅，这种“球员兼裁判”的模式被广泛认为是福岛核事故的制度原因。即使在核能产业经常被描绘成教科书模式的阿联酋，私营实体也在为该国的核监管机构制定商业核能战略计划，这其中显然存在利益冲突。